刘方喜 刘雅典丨人工智能挑战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对——审美与生产器官之工艺学批判

  原标题：刘方喜 刘雅典丨人工智能挑战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对——审美与生产器官之工艺学批判

  人工智能与基因技术,将是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两大主要的因素,并且慢慢的开始对当今人类社会形成诸多挑战。关于还处在发展中人工智能的挑战,有很多描述:有人说这是人类“最后的发明”,有人说人类的“终极命运”已被开启, “人类时代”将终结, “后人类时代”正在来临。较流行的是一种基于达尔文物种进化论模式的描述,比如雷·库兹韦尔认为,人工智能超过人的智能的“奇点(Singularity) ”将在2045年到来,而“未来的计算机便是人类——即便他们是非生物的。这将是进化的下一步:下一个高层次的模式转变。那时人类文明的大部分智能,最终将是非生物的。到了21世纪末,人机智能将比人类智能强大无数倍”——超级人工智能之于人类,就像人类之于猿类,一种物理性的智能物种将取代人类这种生物性的智能物种,成为物种进化的新顶点——库兹韦尔对此持乐观态度,而比尔·盖茨、霍金、马斯克等“一致认为人们在较长时期都对机器智能化和不断的提高的能力抱有持续的紧张情绪,而且创造这些机器的人也担心它们有一天会替代自己”。“替代”或许还不是最大的威胁,替代之后又进一步统治、奴役乃至消灭我们,那该怎么去办?这种恐惧是流布于当今全球大众媒体的一种主导情绪,大众媒体的一些表述确有耸人听闻之嫌,但人工智能的挑战乃至威胁,恐怕不是虚构的。

  阿尔法狗的轰动效应最强;电视直播中智能机器人索菲亚说出“我会摧毁人类”足够耸动视听,而沙特还授予索菲亚公民身份,引发人们在道德伦理、法律制度上的无限遐想;网传智能机器发出恐怖的声音也足够惊悚……挑战美学的现象级事件也频频出现:智能机器人已能创作出不错的美术作品,据说已拿到拍卖公司拍卖,引发人们热议其版权归属问题;智能机器人也能创作出不错的交响乐作品了;而微软AI机器小冰开始创作诗歌,并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更是赚足了“眼球”……从研究现状看,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已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研究,而我们的文艺学、美学学科在这方面的反应似乎不够灵敏。我这两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初步探讨,基本感受是:美学和马克思主义在应对人工智能挑战上大有可为。

  现有人工智能以及基因技术已对当今人类社会形成了非常真实的挑战,但是受限于资本主义传统意识形态,西方对这种挑战的认知及流布于全球大众传媒的种种商业噱头中的认知,其实是存在很大偏差的,而好莱坞科幻大片更是早就有意无意间营造着种种“美学上的假象”,误导着全球大众对这些先进的极致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认知。基因技术方面的克隆人、生化人威胁人类(如《生化危机》等系列电影)、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智能机器人威胁人类(如《终结者》《黑客帝国》等系列电影) ,是好莱坞科幻片长盛不衰的两大主题,而《蜘蛛侠2》(2004年)则整合了这两方面的主题:作为两大技术后果的两极,作为英雄形象的“蜘蛛侠”是基因突变的产物,作为魔鬼形象的“章鱼博士”则是人工智能突变的产物——这是好莱坞营造的常见的“美学上的假象”,而其中智能机械手反过来控制章鱼博士并最后同归于尽的情节,则是常见的有关“异化”的老套的美学隐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曾经分析指出: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 ——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孙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孙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

  在我看来,像“鲁滨孙”一样,当今好莱坞所塑造的“蜘蛛侠”“章鱼博士”等科幻形象,实际上也是一些“美学上的假象”:马克思说当时文学作品所塑造的“鲁滨孙”、斯密和李嘉图所假设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等是“美学上的假象”,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作家和理论家所虚构的这些形象是为了证明:私有财产“从来就有”;而“蜘蛛侠”“章鱼博士”之类超级英雄、超级魔鬼的“美学上的假象”则暗含着这样一种基本假设:私有财产将“永远存在”——这应该是属于当今21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我在研究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系列论文中多次指出:认为私有制从来就有也将永远存在等资本主义传统意识形态,大大限制了西方这方面的研究者对新技术及其所塑造的人类未来的想象;而貌似想象离奇的诸多好莱坞科幻片所营造的种种“美学上的假象”,其实恰恰缺乏真正的想象力,比如《阿凡达》中拥有超级技术的人类试图消灭外星落后“物种(人种) ”的情节,不就是把在地球上的美洲大陆当年西方白人对当地土著印第安人所做的事搬到外星球上吗?穿透这些好莱坞以及各类大众传媒上所营造的与当今极致技术相关的“美学上的假象”,像马克思分析鲁滨孙形象一样分析蜘蛛侠、章鱼博士等科幻形象,当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大有可为。

  现在,国际学界往往用“奇点”或“智能爆炸(过剩) ”来描述人工智能的极速发展的新趋势,这确实是当今21世纪“AI时代”问题的一面;如果往前追溯,此前的20世纪的“信息时代”曾出现过“信息爆炸(过剩) ”,再往前,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曾出现过“物品爆炸(过剩) ”——而马克思深刻指出:所谓物品(产品)过剩,只是相对于资本家的产品卖不出去而言的,从劳动工人来看,产品如此“过剩”,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能获得维持生存的产品——同样,当今时代所谓“智能过剩”也只是从社会分配结构上相对而言的:人工智能被少数人垄断而显得“过剩”。从技术对人的影响看,马克思深刻指出:“19世纪最初十五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 ,即所谓鲁德运动,为西德默思、卡斯尔里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一些时间和经验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鲁德(卢德)主义”或所谓“鲁德谬误”依然出现在当今21世纪的AI时代,即把威胁白领劳动者乃至全人类的因素错误地归咎于“AI机器本身”,而不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好莱坞通过具有强大视觉上的冲击力的科幻大片强化着全球大众这样的印象并使其成为大众的潜意识:是“智能机器人本身”在威胁并可能消灭人类——这能够说是一种更精致的“鲁德谬误”。

  我在《人工智能的人文之思》(《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1期)一文的结尾指出:“更全面审视人工智能对人的影响,尤其未来的可能性影响,需要一种同时兼顾‘人与非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关系哲学’视阈:AI的真正威胁,或许并非来自其作为人所创造出的‘非人’的机器对人的影响,而来自其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应用方式,即人应用AI去控制、统治他人。即使认为AI尤其它与基因技术的深层次地融合,总有一天可以完全取代、战胜乃至消灭人类,恐怕这也将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一天真正到来之前,人类或许早就已毁灭于或许还远未达到‘极点’的AI作为赚钱乃至杀人机器在人与人之间竞争性的过度应用——这种威胁对于人类来说或许更加现实而迫切。”

  而好莱坞科幻大片以及流布于当今全球大众传媒中的种种商业噱头,却把AI (人工智能)的威胁紧紧锁定在“人—机器(非人) ”关系上,把全球关注焦点从来自AI“在人与人之间竞争性的过度应用”即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应用”这种更加现实而迫切的威胁上转移开了——这能够说是好莱坞和大众传媒等向全球大众所散布的最具障眼法的意识形态迷雾、所灌输的最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迷魂汤。拨开这些意识形态迷雾、识破种种“美学上的假象”,洞悉当今人工智能的真实挑战或威胁,就需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工艺学批判”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对“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发育成熟过程的理论分析中去。

  目前人工智能设计的基础原理是:模拟人的大脑的神经元系统,或者说模拟人的智力器官或“思维器官”——麦克卢汉称之为“人的延伸”:“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历一个世纪电力技术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电力时代,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靠技术获得了延伸”。但更早讲“人的延伸”的,其实应是马克思:“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而“批判的工艺史”要研究“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4——这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所探讨的主题。马克思主要讲的是“机械自动化机器体系”,它“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或者延长人的体力器官,我们接着马克思可以引申说:当今人工智能或智能自动化机器体系就是“模拟着他的自然的大脑”或者延长人的智力器官。

  传统生产工具如锄头延长了人的体力器官,但未替代人的体力,而现代机器体系则以其自动化替代人的体力;麦克卢汉讲的“信息媒介”如电视延长了人的智力器官,但未替代人的智力,而当代人工智能则以其自动化替代人的智力——因此能说:人工智能之于电视,就像锄头之于大机器体系。对自动化机器感到恐惧的,是工人(蓝领)阶级(鲁德运动等) ;而对当今智能自动化机器即人工智能感到恐惧的,是包括白领在内的全人类——马克思关于人的审美与生产器官的“工艺学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这种挑战及其产生根源。

  我们大概能把AI定位为人的智力器官的延长,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以下引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不再详注)有关于审美“器官”非常精彩的论述:“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体现了“人的感性的丰富性”。

  我们只有少数重视的是《手稿》还讲到了“分享”:“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直接同别人交往的活动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这是一种“分享性”的占有方式,在艺术的审美分享中有部分体现;而“私有制”则体现了一种“反分享性”的独占、排他的占有方式:“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个人会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剥离于“私有财产的运动”而用康德的“非功利性”解读马克思这些论述,是一种倒退;当然,另一方面,说马克思重视“功利性”而不重视“非功利性”,也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如果说马克思有着一种美学批判的话,那么,这种美学批判始终是结合着对私有制的批判展开的。《手稿》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及其扬弃、资本主义被取代这一整体语境中讨论审美感官、审美分享等美学问题的,而剥离于这种整体语境来孤立地引用《手稿》的相关表述,恰恰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践美学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严重的问题所在。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看,《手稿》可以说标志着马克思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而“西马”则可谓是一种“反向操作”,由“经济学”倒退回“哲学”。

  《手稿》由“哲学”转向“经济学”另一体现,是强调“工业”“科学”的重要性:“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而“西马”却只关注“文化工业”,不关注作为物质生产的工业。“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而“西马”却只看到科学技术“非人化”的一面,而忽视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的一面。

  《手稿》中还有一段极其精彩的“器官”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 ——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个人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个人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

  当今的人工智能就是对人的“思维”器官的一种模拟或延长,而《资本论》第1卷提出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则是马克思“器官”论最成熟的概念。“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绝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手稿》的这种“分享”论在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所准备的手稿中有更成熟的论述:私有制被扬弃后, “不是交换最先赋予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分享”,而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可以获得这种形式”,正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导致其产品的“反分享性”——私有财产这种“反分享性”,才是作为人的智力器官延长的人工智能,对当今人类形成的现实而迫切的挑战或威胁的根源所在。

  “卡尔·马克思曾经想象的社会中, ‘没有一个专属的活动领域’,这让‘我可以今天做一件事,早晨打猎,下午捕鱼,傍晚喂牛,晚饭后批判,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没有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评论家’。显而易见,暴怒的共享经济倡导者采取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信条,但这是颠倒了的马克思主义。在巨大的不平等和所有权被驯服后,马克思设想了他的新社会。”

  在马克思所构想的,工作与休闲、劳动与游戏(艺术等)等之间的割裂将被消除——这当然也关乎所谓“美学”问题,而其前提是: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也就是希尔所说的“巨大的不平等和所有权被驯服”。我注意到,许多当代西方学者在讨论当今人工智能挑战时都提到了马克思,并把“”视作应对挑战的有效方案,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当今AI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思想感召力。从相关学科研究现状看,伦理学、法学等开始探讨用道德规则、法律制度等引导人工智能向“善(友好) ”的方向发展并被善意运用,限制人工智能向“恶”的方向发展并被恶意利用。但是,问题就在于:在不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或不驯服巨大的不平等和所有权的前提下,单凭道德规则、法律制度等是否足以遏止人工智能向“恶”的方向发展并被恶意利用?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在这方面的探讨具有较大理论优势,并将大有可为。

  针对工人对机器威胁的恐惧,马克思分析当时的“鲁德运动”时深刻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对工人的威胁并非来自机器本身,而是其“资本主义应用”,而化解这种威胁的方案是让“机器”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而人人共享之:马克思所讲的“机器”还主要是指机械性机器,但对于当今智能性机器来说,同样如此:只有使智能自动化机器(机器人)也成为“联合的工人的财产”,对其源源不断生产出的极大丰富的产品实现普遍共享,才能真正有效解决AI发展所会造成的威胁,并能使劳动摆脱资本主义的“雇佣”形式而获得解放——卡鲁斯·蔡斯指出:“现在人们就算知道AI在诸多方面都胜过他们,也会很高兴地参加体育运动、写作、演讲、设计大厦。”阿尔法狗打败围棋高手,并不影响我们普通人下棋的乐趣;3D打印机或机器人能生产出椅子,也并不影响我们用手工做一把椅子的乐趣;同样,机器人小冰可以写诗了,并且水平还可能高于我们普通人,但并不影响我们创作并不高明的诗歌比如情诗的乐趣;有不少美学研究者认为,智能机器所创造的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作品,或许并不具有审美欣赏价值,但是,如果人可以欣赏自然之美的话,为啥不可以欣赏人工智能所创造的美?何况智能机器在艺术“创作”上还具有很大的可挖掘的潜能。

  但现实及其发展的新趋势似乎并不令人乐观,而对AI的未来发展大势,无论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首先要科学辨清问题的症结所在。说一千道一万,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身无法改变的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少数人与绝大多数人之间的社会对立,因而也无法压制绝大多数人改变这种社会对立的革命要求。《宣言》最后发出的口号是:

  今天,要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人群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并且随着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极致技术的逐步发展,还将逐步扩大。研究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一书指出:如果说19世纪机械性机器体系造成了大量的“无产阶级”的话,那么,当今21世纪极速发展的智能性机器体系将造成大量的“无用阶级”: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大资本所垄断的人工智能等,正在慢慢的变多地剥夺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机会,并宣判我们绝大多数人成为“无用者”——再也不能发挥增殖资本之“用”,而我们绝大多数人要想避免因“无用”而被资本抛弃的命运,就只能联合起来抛弃资本,而不是抛弃人工智能等极致技术,因为驯服了所有权、摆脱了资本垄断的极致技术,恰恰会成为所有人劳动解放的手段。AI时代流行的口号似乎会变成:全世界无用者,联合起来(USELESS MEN OFALL COUNTRIES, UNITE) !

  从与AI相关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状况看, “泡沫”不断, “风口”迭出,乱象丛生,垄断加剧,竞争惨烈——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示的大势、开出的应对方案至今依然有效,我们该告诉谷歌、脸谱等当今互联网巨头们:

  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相信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